世界哲學大會期間媒體發(fā)布的“中國民眾最關注的十大哲學問題”里，有這樣一條：人為什么要講道德？

　　說來話長。我們生活在一個道德的世界里。我們總是把生活中的人、事、物區(qū)分為“好的”或“壞的”，總是借助“善”與“惡”的視角來評價和理解這個世界上發(fā)生的種種情形。道德的存在，幫助我們建立起較為穩(wěn)定的人際關系、較為合理的倫理秩序，以及較為長遠的社會預期。就是人類數千年甚至數萬年來的生活狀態(tài)。

　　幾乎所有的倫理學家都曾直接或間接地回答過這個問題，幾乎每一位對生活有所經歷和思考的普通人也會給出自己的答案。然而，這個問題之所以引人入勝，是因為當我們如此提問的時候，內心其實已經生出了另一個與之相關的問題：“人可不可以不講道德？”

　　提出后面這個問題并不會讓人感到愉快，但它卻必須得到嚴肅認真的對待。這不僅因為兩個問題其實“一體兩面”，更是因為它們共同向我們揭示了一個事實，即道德乃是生活在一定社會環(huán)境中的人們的反思和選擇的產物。人類并非天生完美，更談不上是一種始終向善的生物。資源的有限、利益的排他、人情的糾纏，往往會影響我們，使我們即便懂得了道德的知識和原則，也依然不能按照這些知識和原則所提出的道德要求來行動。所以，我們不是“天生地”或“必然地”就生活在一個道德的世界中。我們賴以存在的道德世界，以及我們具體實施的道德活動，實質上，全是我們在“講道德”與“不講道德”的兩可之間經過權衡、反思而選擇了前者的后果。這恰恰表明，人是具有能動性的自由存在者；道德是奠基于自由意志和自由選擇的產物。相應的，“講道德”成為人這種生靈不僅顯著而且引以為豪的標志，也正是因為它構成了對人性本質的展示和呈現。

　　為了表明“講道德”是人更愿意（或至少是經過教育和勸說之后更愿意）選擇的生活方式，倫理學家給出了許多論證方案。其中一種典型方案是，將“講道德”與個體的完善、集體的興旺以及人類生活的繁榮聯系起來；通過描述和闡釋道德對人類的自我提升、自我成就、自我超越的關鍵作用而證明“講道德”的必要性。這就是所謂的“崇高性論證”。

　　在這個意義上，我們可以理解，為什么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會強調倫理美德與實踐智慧，為什么孔子和孟子會強調“仁義禮智”或“心之四端”，為什么康德會把“可普遍的道德立法”列為理性行為者的自由本質，為什么宗教家往往設計一些經由道德實踐而獲得解救的修行之途。因為他們都試圖表明，在推動人類走向崇高、臻于卓越的過程中，道德發(fā)揮著不可或缺的積極作用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還有另一種論證方案可用于說明“人為什么要講道德”。那就是“脆弱性論證”。與“崇高性論證”相比，后者的著眼之處不是個體的完善、集體的興旺或生活的繁榮，而是個人的生存、集體的維系或生活的延續(xù)。它的基本邏輯在于告誡人們，如果缺少道德，個體將無法繼續(xù)生存，集體將分崩離析，整個人類生活將退回到“叢林狀態(tài)”。原因在于，就其個體而言，人無論是在體力上還是在智力上都是極為有限和脆弱的。恰恰是這種有限性與脆弱性，使人必須通過某種方式聯合起來，建立互相幫扶和約束的秩序，結成擁有一定規(guī)則的集體和社會，從而確保每位成員的安全與發(fā)展。

　　所以，功利主義者會強調道德對于趨利避害的基本人性的遵循與束縛，啟蒙思想家會強調各種社會契約的設計及其合理性，而那些受進化論影響的學者則試圖證明，我們這種“講道德”的人類的存活與繁榮，只不過是因為我們在生存競爭中勝過了那些“不講道德”的物種或人種罷了。

　　兩種論證并非決然分隔。在回答“人為什么要講道德”時，它們只是不同側重的回答方式。對于許多影響深遠的道德理論而言，其答案的內容往往兼而有之。比如，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就既可以從“脆弱性”的角度出發(fā)，證明階級社會條件下道德之所以產生的局限性乃至欺騙性，又可以從“崇高性”的角度出發(fā)，證明在無階級社會條件下道德對于人類自由全面發(fā)展的引導性與成就感。毫無疑問，在一個思想偏好日趨多元、文明互動日趨頻繁的現代世界里，我們需要更多的、有價值的論證方案來回應這個問題，激發(fā)人們的思考，從而展現道德哲學的魅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