杜甫《江村》詩意圖�！扒褰�一曲抱村流，長夏江村事事幽。自去自來梁上燕，相親相近水中鷗。老妻畫紙為棋局，稚子敲針作釣鉤。但有故人供祿米，微軀此外更何求？” 清代錢慧安繪 視覺中國/光明圖片

　　李白與杜甫是唐詩史上并峙的兩座高峰，難分高下。新中國成立以來很長的一段時間里，李白其人其詩相對而言更符合當代詩壇的想象和審美規(guī)范，一路看漲的行情一直綿延至朦朧詩的黃金時期。20世紀90年代以來，情況卻悄然發(fā)生了變化——詩人們在向西方詩歌大師們學習的同時，開始推崇古典詩人杜甫，他被熱愛的程度甚至遠超李白。詩人們紛紛將其作為書寫資源，蕭開愚、周瑟瑟分別創(chuàng)作了長詩或組詩《向杜甫致敬》，黃燦然、梁曉明、廖偉裳、西川等不約而同地以《杜甫》為題，與之展開跨時空的精神對話，至于通過文本鑲嵌或題材選擇的方式書寫杜甫的作者、作品更難以數(shù)計。

　　“杜甫熱”緣何突起？它既是對20世紀80年代寫作弊端的定向反撥，又是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的現(xiàn)實狀況的積極應和。一方面，80年代的詩歌在哲思、想象區(qū)域肆意高蹈，陷入民族、歷史與文化的“大詞”中無法自拔，從本質(zhì)上懸置了日常存在和本真現(xiàn)實，教訓深刻。另一方面，90年代從普通事物中挖掘詩意已成大勢所趨，尤其是新世紀發(fā)生的非典、雪災、海嘯、地震等一系列事件，更從靈魂層面觸動了詩人蟄伏在心底的悲憫意識和擔當情懷，促使他們在創(chuàng)作中思考詩歌如何“及物”，重建詩與現(xiàn)實的關聯(lián)。這種文化語境和杜甫那些切入時代良知、“此在”感強烈的詩歌遇合，自然會令許多詩人共鳴，競相參照與仿效。

　　那么，杜甫詩歌究竟在哪些層面對當下詩歌有所“喚醒”呢？

　　迥異于李白“云端感”強烈的詩，杜甫置身地面，在人群之中用生命歌唱。他詩中那種關注現(xiàn)時現(xiàn)事的“深刻的當代性”品格，對當下詩壇的深度喚醒最為顯豁。杜甫詩歌對普通人命運的凝眸與撫摸，堪稱質(zhì)感鮮活的“及物”寫作，如“三吏”“三別”直面戰(zhàn)爭引發(fā)的生離死別、民間疾苦，《聞官軍收河南河北》寫了初聞安史之亂終于被平定時和妻子欣喜若狂的情景，詩從家務事起筆，卻指向江山社稷，飽含一腔憂國憂民之情。他“以時事入詩”的特質(zhì)和敢于擔當?shù)娜烁瘢瑔⑹局�當代詩人從身邊的人物和事件等平凡的對象世界發(fā)現(xiàn)詩意，貼近、切入現(xiàn)實和人生的中心。像胡弦的《鐘樓》，“表面尚完好，內(nèi)部已損毀，/指針永遠停在下午兩點二十八分”，避開地震詩歌“井噴狀態(tài)”的冷靜思索，使起筆于鐘樓和時針的觀察，彰顯著人類的大愛，是人性的深入承載，更觸及了一個民族的疼痛神經(jīng)和記憶。有些直接從日常生活中長出的詩，更接地氣，更具當代感。當下詩人應和杜甫詩歌精神，攫取日常生活的詩意，恢復了語詞和事物、生活之間的親和力，這恐怕也是近些年詩歌重新回溫的一個重要邏輯支點。

　　杜甫當年融敘事于抒情的藝術嘗試，成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詩創(chuàng)作和批評界關注的一個重點。必須承認，詩對“此在”經(jīng)驗的占有、對復雜問題的處理，遠不如其他敘事文類寬裕從容。對此，早在唐代的杜甫就有所覺察，并嘗試合理吸收敘事文類的技巧，以事態(tài)抒情規(guī)避詩歌文體的先天不足。他的《佳人》寫一段亂世佳人的心路歷程，其間有被丈夫遺棄后幽居空谷的苦難遭遇，有自身守護貞潔的內(nèi)心世界披露，有出身良家卻流落山野、丈夫輕薄迎娶年輕女人的敘述，還有“我”用藤蘿修補茅屋漏洞等細節(jié)，信手摘花卻無心插戴鬢間望著柏葉沉思的動作，這些既有抒情寫意，更有敘事寫人。在抒情中敘事的方式自然加大了文本的容量，推出了相對完整的“故事”空間。20世紀90年代以來，隨著詩歌向日常生活俯就，詩人愈發(fā)意識到生活原本是敘述式的，對它最老實的處理方式不是虛擬闡釋，而是敘述與描述。于是向杜甫的敘事做法學習成為很多人的共識。王家新要在詩歌中“講出一個故事來”，張曙光差不多用陳述句式寫詩，臧棣以《燕園紀事》作為詩集的名字，孫文波的《在西安的士兵生涯》、蕭開愚的《北站》、劉春的《一個名叫劉浪的女孩》等以敘述支撐文本的作品接連涌現(xiàn)，“敘述”意識自覺內(nèi)化為許多詩歌的藝術血肉。詩人們的“敘事”使向來主情的詩歌獲得了一定的情境化、事件化品質(zhì)，拓寬了詩歌的情緒容量，好在詩人的情緒滲透和生活認知壓著陣腳，使詩是敘事的，但更是詩性的。

　　杜甫的寫作態(tài)度對當下詩人也有著隱性卻深刻的內(nèi)在啟悟。杜甫一生與詩不離左右，將詩歌作為自己靈魂與情感的寄托。他以對詩歌的虔敬之心，打通了個人和社會、歷史之間的通道。他對語言的錘煉，更堪稱千古佳話。且看《旅夜書懷》一詩，“細草微風岸，危檣獨夜舟。星垂平野闊，月涌大江流。名豈文章著，官應老病休。飄飄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鷗”。這首詩對動詞、數(shù)量詞的運用就令人擊節(jié)，煉字煉意的功夫可見一斑。一個“垂”字、一個“涌”字的點醒刺激，使三四句詩意頓活，奇絕貼切得無法更易。而結(jié)句的數(shù)量詞“一”字一出，就將詩人置身于天地間孤寂飄零的形象和情懷，傳達得特殊又到位。20世紀90年代后“杜甫熱”中的苦吟精神和方法，對詩壇有某種程度的影響和覆蓋。像鄭敏、西川、王小妮、朵漁等詩人能淡然于經(jīng)濟大潮和紅塵翻卷之外，平靜地專注于詩歌藝術的探究，自成一脈風景，像李琦總是先洗凈雙手，然后端坐桌前，享受寫詩的安詳和圣潔。為什么？說穿了是他們把詩歌視為生命的棲居方式，所以才能斂心靜氣，一絲不茍，生怕自己的一絲草率而玷污了詩神。杜甫的苦吟精神則有更大面積的回響。詩人們在承繼杜甫苦吟藝術態(tài)度和精神方面的努力，自然敦促詩歌愈加精致凝練、詩味濃郁，也提高了文本的耐咀嚼力。

　　“杜甫熱”對當下詩歌的啟悟是一種綜合性輻射，像杜甫詩歌“沉郁頓挫”整體風格統(tǒng)攝下的多元化，像杜甫詩歌抒情主體人格的建構等，對當下詩歌都有著正面的影響和引發(fā)�？上В�客觀地看，“杜甫熱”對當下詩歌的覆蓋面和覆蓋程度還是有限的，并且在接受杜甫的過程中，很多詩人也并未完全領受到杜甫詩歌的精髓，所以在承繼上有所偏離——或及物了，卻缺少杜甫自覺溝通個體和群體、家與國、自我與時代的能力，沒有必要的精神和意義提升，被瑣屑淹沒了；或只在意敘事的便捷和涵容力，而不去做使敘事詩性化的努力，造成不少詩歌成為散漫啰唆的代名詞，事態(tài)有了，詩性卻沒了；或把詩壇演繹成了實驗的場所，在一些人“苦吟”的同時，另一些人卻在游戲、發(fā)泄、玩兒詩歌。正如很多人以為新詩和西方詩歌關系密切而和傳統(tǒng)詩歌相去甚遠的誤區(qū)需要消除一樣，這些寫作者有悖于“杜甫熱”精神實質(zhì)、阻礙新詩繁榮的創(chuàng)作現(xiàn)象，更值得詩歌界深入反思和有效遏制。

　�。ㄗ髡撸毫_振亞，系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