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清代唐宋八大家散文選本考錄》付瓊 著 商務(wù)印書館
儲欣《唐宋八大家類選》卷一,乾隆三十八年(1773年)同文堂刻本。
沈德潛《唐宋八大家文讀本》卷一,乾隆十七年(1752年)陸錦小郁林刻本。
王應(yīng)鯨《唐宋八大家公暇錄》內(nèi)封,乾隆三十年(1765年)嵩秀堂刻本。
唐宋八大家代表了中國散文的一個光輝巔峰,成為清代知識階層文學(xué)修養(yǎng)的主要來源和文化認同的重要基石。之所以如此,主要得力于清代選壇的推動。清代選家紛紛選評八大家散文,在今天新的歷史語境中對八大家做了新的解讀。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“中國古代散文研究文獻集成”的部分成果,《清代唐宋八大家散文選本考錄》所研究的,正是這樣一批選本。
對清代唐宋八大家散文選本的調(diào)查和敘錄
要說清代唐宋八大家選本,還得從明人茅坤談起,F(xiàn)存第一個唐宋八大家選本是茅坤的《唐宋八大家文抄》,萬歷七年(1579年)由其侄茅一桂初刊于杭州,世稱“虎林本”。此后明人孫慎行、吳正鹍、陳貞慧、鄭邠等復(fù)有賡續(xù)之作,多以“八大家”名其集;清人盧元昌、江承詩、朱璘、唐琯、璩紹杰、華希閔、吳煒、陳兆侖、李元春等踵事增華,唐宋八大家散文之專選,乃層出不窮,蔚為大觀。
清人所編的這批選本為今人所熟知者不多,鐘志偉《明清唐宋八大家選本研究》(2008年)論及8種,其余散見于公私藏書,塵封蠹蝕,鮮有問津者。近10年來,筆者一身獨行,遍游海內(nèi),堅持“蹲點調(diào)查、手摩目驗、復(fù)制原書”的原則,續(xù)有所得,撰成此書,考辨和綜錄清代唐宋八大家散文選本48種,內(nèi)容涵蓋編者生平、刊刻緣起、版本異同、評點特色等八個方面。《引論》部分對八大家選本產(chǎn)生的學(xué)術(shù)背景及其在漫長歷史時空中的衍生機制作了宏觀考察,并對編者群構(gòu)成、選文宗旨等方面的共性問題作了綜合論述,與考錄部分構(gòu)成點面結(jié)合、相濟為用的兩個基本框架。尤其留心于同一種選本的不同版本之間的版本關(guān)系及其優(yōu)劣異同,以及每種選本對以往選本的傳承和突破?颊撍,大都探賾索隱,自出裁斷,不為成見所囿。
文獻敘錄之外,本書還致力于義理的發(fā)掘。文學(xué)選本不是文學(xué)作品的簡單羅列,而是“文學(xué)史權(quán)力的隱蔽運作形態(tài)”(程章燦《總集與文學(xué)史權(quán)力》),具有“影響一代風(fēng)氣,確立一種美學(xué)傳統(tǒng),促進文學(xué)流派的形成,摶聚出一些文學(xué)史觀念”的強大功能(王鐘陵《總集與評點》)。清代唐宋八大家選本是名家散文的評點本,堪稱近世文章學(xué)的標(biāo)志性著作,蘊藏著豐富的文章學(xué)思想資源。對于這些思想資源,本書擷大取精,鉤玄提要,初步建立起較為清晰的框架體系。
總之,本書旨在完成對清代唐宋八大家散文選本的全面調(diào)查和敘錄,并在此基礎(chǔ)上為中國文章學(xué)引介新的思想資源。王水照先生稱之為“迄今所見最詳盡的全面調(diào)查,貢獻甚巨”,郭英德先生稱其“為明清兩代文章學(xué)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珍貴文獻,為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(chǔ)”,正是從兩個方面而言。雖不能至,心向往之。
關(guān)于“唐宋八大家”名稱的論爭
“唐宋八大家”之名,在清代選壇上是有爭議的。
一種觀點認為唐宋“大家”不止八家,茅坤所選八家取徑過狹,而且比例失調(diào),“不可以為定稱”。儲欣《唐宋十大家全集錄》批評茅坤“選大家而限以八”是“坐井之窺”“適足以掩遏前人之光”,并說“大家有定數(shù)哉?可以八,即可以十矣”,于是增唐人李翱、孫樵為十大家。袁枚《書茅氏八家文選》說,“夫文莫盛于唐,僅占其二,文亦莫盛于宋,蘇占其三”,又說茅坤“取千百世之人而強合之為一隊”,其所立“唐宋八大家”之名“不可以為定稱”。不僅認為唐人入選過少,三蘇皆選過濫,而且將八大家界定為沒有共性的烏合之眾。何焯《唐宋八大家文抄序》則說,“八家文各自成家,其不悖乎六經(jīng)之旨、不離乎史遷之法則一,故可合八而一之……似此八家者,增一不可,損一不可”,認為八大家既有個性,又有共性,不可增減,與儲欣、袁枚的觀點針鋒相對。
另一種觀點認為,茅坤“唐宋八大家”之名是對他人成果的盜襲。朱彝尊《明詩綜》說:“世傳唐宋八大家之目系鹿門茅氏所定,非也。臨海朱伯賢定之于前矣,彼云六家者,合三蘇為一耳。今《文抄》本大約出于王道思、唐應(yīng)德所甄錄。茅氏饒于貲,遂開雕以行!卑催@個說法,《唐宋八大家文抄》一書系出王慎中、唐順之所選(即甄錄),“唐宋八大家”之名系由明初朱右所定,茅坤只是一個“開雕以行”的出資人和發(fā)行人。關(guān)于“盜王、唐之選”,實無此事。《唐宋八大家文抄》四庫提要說:“說者謂其書本出唐順之,坤據(jù)其稿本,刊板以行,攘為己作,如郭象之于向秀。然坤所作序例,明言以順之及王慎中評語標(biāo)入,實未諱所自來,則稱為盜襲者,誣矣!庇欣碛袚(jù),一錘定音,流傳近百年的“盜王、唐之選”說漸行漸遠。至于“襲朱右之名”,到杭世駿生活的雍、乾時期,已成共識。杭氏《古文百篇序》說:“元末臨海朱氏始標(biāo)八家之目,迄今更無異辭!薄短扑伟舜蠹椅某匪膸焯嵋f:“考明初朱右已采錄韓、柳、歐陽、曾、王、三蘇之作為《八先生文集》,實遠在坤前。”此說經(jīng)四庫館臣的刻意宣揚,似乎已成鐵案。然而,朱右選本并不叫“八先生文集”。清末劉聲木《萇楚齋隨筆》說,朱右所編實為“唐宋六先生集”,而且“立名實未允協(xié),以三蘇合為一家,稱‘唐宋六家文集’可也,乃以‘六先生’名集。三蘇本屬父子兄弟三人,焉能并三人為一人耶”。由此他認為朱右所定之名“轉(zhuǎn)不如坤之逕云八家之為得也”。這就推翻了“襲朱右之名”的舊說,還原了事實真相。
其實,南宋朱熹的評論和呂祖謙、真德秀等人的選本已經(jīng)很關(guān)注唐宋文。在此基礎(chǔ)上,元人吳澄《別趙子昂序》提出“唐宋七子”說,八大家只少蘇轍。明初朱右第一次將八家文專選為一書,但其選本只稱“唐宋六先生文集”(又稱“唐宋六家文衡”),將“三蘇”合稱為一先生或一家,不盡允當(dāng),而且其書久佚,影響不大。茅坤析蘇氏為三家,又對唐順之、王慎中的思想有所秉承,選評并刊刻《唐宋八大家文抄》行世,“唐宋八大家”之名由此誕生。前人積漸之功固不可沒,但“唐宋八大家”之有專名,確實始自茅坤。
清代選壇對唐宋八大家的評價
茅坤《唐宋八大家文抄》以來,選壇上有一種攻訐八家以自高的風(fēng)氣。乾隆時期,沈德潛《唐宋八家文讀本》說,“今有人得八家之粗,即力攻八家之短”。最常見的是說八家“醇駁相參”,即儒學(xué)根腳淺,沒有完全達到“文道合一”的境界,有時還摻雜著佛道思想或縱橫家習(xí)氣。其中最突出的是三蘇。茅坤說“蘇氏父子兄弟于經(jīng)術(shù)甚疏,故論六經(jīng)處大都渺茫不根”,張伯行《唐宋八大家文抄》說三蘇的縱橫家習(xí)氣“壞人心術(shù)”,“學(xué)者若喜此等議論,其漸有流于頑鈍無恥而不自知者”。張謙宜《絸齋詩話》說:“八家之于經(jīng),只是模仿字句,用文作料,就中道理,都未細心研究。所以韓不言格物,歐不信《系詞》,王斥《春秋》,蘇氏論《詩》《易》《中庸》,極為背戾,皆不得曰知道。”在他眼里,不僅三蘇,就是韓愈、歐陽修、王安石也“不知道”。此類觀點雖然尖刻,但大抵承南宋朱熹而來,并非清人獨創(chuàng)。
清代選壇釋放的新聲音來自對這一派的反撥。康熙初年,蔡方炳《八大家集選》說,八大家與原始儒家“異軌而合轍”,那些今人看來“不合道”“不盡合乎道”的所謂“駁”處,是靈活“用道”、救弊補偏的結(jié)果,無可厚非。而且在“孔孟已往而后、濂洛未興以前”的“圣道湮晦”之際,如果沒有八大家的“羽翼昌明之力”,圣道就會“絕而不續(xù)”。這就將八大家放在古往今來的道統(tǒng)鏈條上加以觀照,肯定了其存亡續(xù)絕之功,呼應(yīng)并加強了茅坤賦予八大家的道統(tǒng)光環(huán),從一個宏大的視角消解了“醇駁相參”說。乾隆初年,沈德潛說,文道合一、有醇無駁的“醇乎醇”境界,只有“宋五子”能夠接近,“余如賈、董、匡、劉、馬、班,猶且醇駁相參,奈何于唐宋八家,遽求其備乎!”還說“宋五子書,秋實也;唐宋八家之文,春華也。天下無騖春華而棄秋實者,亦即無舍春華而求秋實者”,站在文學(xué)的立場、以一種寬容的姿態(tài)為八大家的“醇駁相參”作了開脫。
八大家的人格或文章各有所短,向來聚訟紛紜。關(guān)于韓愈人格,明人王志堅《古文瀆編》說他“一經(jīng)貶謫,佞詞曲舌,可憐至此,不知所謂‘凡有殃咎,宜加臣身’者安在”“凡言利祿處,皆津津有味……所謂‘情炎于中,利欲斗進’云云,殆自道也”。大略謂其貪位慕祿,不能守困,有時不免搖尾乞憐,獻諛當(dāng)?shù)篮突实郏纭冻敝荽淌分x上表》和三上宰相書之類。儲欣則反問道:“人臣依戀闕廷,自是愛君,非徒為祿位計也。且以遠竄之苦,入告天子,此亦呼天呼父母之意,豈云搖尾乞憐乎?”宋代以來韓愈常被譏為“不知道”,儲欣尖銳地指出:“宋人沿襲公說,便謂如日再中,反謂公之于道,有未盡知者,得非飲水而忘其源乎?”其撥亂反正的激情躍然紙上。
八家之中,曾鞏的文章每為人所輕。袁枚說,“曾文平鈍,如大軒駢骨,連綴不得斷,實開南宋理學(xué)一門”。蔡方炳則以為,“使曾氏之文不著,世將謂大家專取奇恣而峭厲,無復(fù)有古者淳厚之遺矣。故錄曾氏之文,正以云救也”。曾鞏是文道兩棲的人物,茅坤將他列入八大家,就是為了增加“道”的分量,從而獲得主流意識形態(tài)的認同,蔡方炳所論,可以說如見肺腑。曾文不僅理學(xué)氣息很濃,而且在茅坤看來“迂蹇,不甚精爽”,“凡到要緊話頭便縮舌”,“殊屬木訥蹇澀、噭之無聲、噓之無焰者”,在唐琯看來,其“氣之優(yōu)柔,或猶乎東漢之就衰也”(《唐宋八大家文選》)。張伯行則酷愛曾文,與明人王慎中讀曾文“如渴者飲金莖露”頗為相似,不過其體會的透辟大大超過王氏。他以“敷腴”“濯煉”“淋漓無際”“蒼勁峻潔”“文字曲曲折折,愈勁愈達,如水之穿峽而出,不知其所以然,而適與之相赴”等概括曾文的優(yōu)點,認為“視歐陽廬陵,幾欲軼而過之,蘇氏父子遠不如也”,新警獨到,與茅坤等人的評價不啻霄壤。
清代選壇對唐宋八大家的評價,新警而外,還有深細的特征。如陳兆侖論曾文“蹇澀”的成因說:“子固文往往有脫節(jié)處及不完全處……往復(fù)讀之,始悟古人不可輕議。蓋勢似斷而仍連者,險勢也;意到而筆未到,即不必到者,渴筆也。有此渴筆險勢,而后其味澀,其體重!币浴翱使P險勢”釋其“味澀體重”,精細高深,又具體可感。陳氏又評蘇軾《乞常州居住表》說:“文如失路兒啼,淚珠半落半咽,驟迎其母,乃放聲一號,孤孽本易于見思,況忠孝乃其天性哉!”揣情細膩,比喻貼切,將創(chuàng)新的追求、寬厚的態(tài)度和深細的體悟打成一片,代表了清代選壇唐宋八大家評論的新風(fēng)貌。